Category Archives: Havard系列

（刘亦婷）  哈佛大学的校内和校外没有明显的界线。因为哈佛既没有由门卫把守开关的大门，也没有能围住校园的栅栏或院墙。倒不是因为没钱修建，而是哈佛一直在扩建，院墙和门只会给扩建添麻烦。哈佛1636年建校时，老校园仅是现在的一角，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哈佛已覆盖了大半个剑桥城，商学院干脆修到了查尔斯河对岸，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离我所在的哈佛学院更远。我在签证时认识的那位从华西医大考入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大姐，以后也很难见 面了。 　　讲究实际的哈佛人不在乎没有一个气派的大门，哈佛倒因此而多了一个风景——几乎每天都有初到哈佛的游客在校园里东找西问：哈佛大学在哪里？从大一到大四，每年我都在回答这个经典的问题。（点击哈佛的这个网页，可以看到亦古亦今的哈佛一角：http://www.news.harvard.edu/tour/guide.html） 　　哈佛校园的开放格局超出了我父母的想象力。爸爸妈妈收到拉瑞寄去的照片后，先是误以为其中一张是我和拉瑞夫人在哈佛校门口的合影，看到我在电子邮件中说哈佛根本就没有校门和院墙，马上又对这里的安全系数产生了怀疑。那是1999年10月下旬，休斯顿刚发生了一位成都去的女孩被美国劫匪枪杀的悲剧，多少留学生的父母都含着眼泪揪着心呢。我赶紧给父母回信说，尽管没有铁门和围墙，哈佛的安全程度却远非其他学校可比。校园内每隔几十米就有一部“蓝灯保安系统”的报警电话，校方说，只要你觉得不安全，就可以利用蓝灯下的电话呼叫警察，警察会在两分钟之内赶来帮助你，包括送你回家。 　　“警察来得再快也不如不出事啊！”爸爸妈妈还是担心。为了让父母吃得香睡得安，我特地打了个越洋电话，详细解释哈佛在治安方面下的功夫。 　　“哈佛可精了。”我对爸爸妈妈说。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哈佛对自己所在的剑桥城投入了很多钱来加强治安。由于社区对保安设施和警力配备投入很高，地价和房租也水涨船高，没有较高稳定收入的人，几乎无法在这里生存。随着安全程度的提高，地价就涨得更高，犯罪率自然就下来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避免晚上单独在校园里走动。大二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我常常利用零点以后无须等待也无人催促的机会，在科技中心大楼的高级电脑上做计算机课的作业，虽说凌晨两三点才撤退，但每次都提前约好校车送我回宿舍。这一点，爸爸妈妈对我非常满意。我则归功于哈佛的校车制度。应该说，哈佛的校车服务非常周到，零点以前有班车，零点至三点可以预约学校的小巴，哪怕只有一个人，校车也会准时前来接送学生。三点至早班车之前则可以请警车护送。这样，科学中心365天24小时全开放的制度，就很有实用价值了。 　　随着我在哈佛的学业逐渐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开放”是哈佛的最大特点 。哈佛不仅没有物质的篱笆和围墙来局限校园，也没有学术上的篱笆和围墙来局限思想。哈佛之所以能在多个学术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并造就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直接得益于思想的自由与开放。

（刘亦婷） 开学头几天是哈佛的“新生周”，校方仍在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新生结识同学和熟悉环境。 　　开学典礼之后，是“学生课外活动集市”，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一连几天都在招兵买马。一个社团一张桌子一个“摊位”，摆放着招牌和资料的桌子一时半会儿都数不清。有的社团专门为先天性兔唇的孩子募捐手术费用，有的社团专门请成功女性来演讲，有的社团在校园里模拟联合国，有的社团在大张旗鼓地办报办刊……一张张不同肤色的脸庞在我周围闪动，到处都是跳跃着的青春活力、无羁想象和浪漫激情。 　　开学当晚是“新生联谊舞会”，第二天下午是看以哈佛为背景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爱情故事》，晚上又是“冰淇淋联谊会”……几天之中，大家都忙于熟悉吃饭、洗衣、购物、看病和上课的地方，同时“疯狂地”认识人。新生们每天都在几十遍地问答这套几乎相同的话：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住在哪里？考虑上什么课？后来才发现，这样认识的人根本就记不住，只有那些不久又遇见几次的人，才谈得上真的认识了。 　　也有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的情景。比如说，在入学不久的一次学生聚会上，我认识了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华裔女生，她的中文名字叫钱向民，是生长在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她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很感兴趣，我也很愿意介绍当今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便约好第二天一起去食堂吃午饭，边吃边聊。钱向民出生于科学世家，她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医学教授，她父亲的叔父是中国著名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她本人的兴趣却在人类学和经济学。高中时她就独自到非洲了解穷人的生活，那年她才17岁。她所在的学生社团，专门联络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去实习。钱向民说，和我的谈话促使她下了“一定要去中国”的决心。后来她一边开始向我学汉语，一边向学校申请毕业论文奖学金。2000年暑假，她带着“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的项目奖学金在云南实习了一年。她先在云南师大学了3个月的中文，然后独自深入穷乡僻壤，吃住在一户最穷的村民家里，和当地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2003年初，钱向民已成为一个国际扶贫组织中国分部的负责人，正在开展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扶贫的工作。 　　在哈佛，我有一群像她这样的好朋友，尽管肤色不同，性别不同，但都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学习也非常努力。 　　不少人关心我在哈佛有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坦率地说，刚开始我也曾担心过：表面的热情后面是否掩藏着内心的轻蔑呢？为此，我专门请教了非亚混血的室友多萝西。肤色浅黑的多萝西说，小时候，因为担心种族歧视，她曾为自己的肤色感到过自卑。经过很多努力之后，她终于爱上了自己的黑人血统，并为自己是个黑人而感到自豪。这样一来，反而更容易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她再也不为种族歧视而担心了。

（刘亦婷） 野营结束，脏兮兮地回到哈佛，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的宿舍，好快点洗个澡。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自己所在的“马萨诸塞楼”竟是新生宿舍中最不寻常的一栋。马萨诸塞楼建于1720年，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在全美大学中楼龄排行第二。在这栋著名的红砖楼里，一层二层是哈佛校长和管理人员的办公室，及学校的贵宾接待室，三层四层是大一宿舍。据一本帮助学生熟悉环境的《非官方学生指南》介绍：马萨诸塞楼是哈佛惟一对外开放的学生宿舍，负有供贵宾参观的义务。因此，入住马萨诸塞楼的新生均由招生和住房两个部门一起挑选，再经校长过目，只有那些最能体现哈佛新生风貌的大一学生会被选中。  Massachusettes Hall 　　回想起离开中国之前，我曾按哈佛校方规定填写过一个分配宿舍的调查表。这个调查表很详细：你希望入住哪一类房间？你理想中的室友是什么样的？形容一下你自己……因为哈佛的1650名新生在入住十多幢宿舍楼时，不是随机安排的，校方会以学生的性格、爱好、要求为依据来分配，以使来自不同城市、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生迅速适应从中学到大学、从家乡到哈佛的过渡，缩短磨合期。收到这个调查表的时候，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匆匆忙忙地填上了：“我希望有一个安静、整洁、利于学习的环境；希望自己的室友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有良好道德修养，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能拓展各自的兴趣爱好、促进相互了解。只是，不喜欢很嘈杂的重金属音乐。”我说自己从初一到高中住校6年，“我相信，以一颗爱心、包容心，能与任何人成为好朋友。”没想到，我的选择无意中得到了这个小小的荣誉。 　　我兴冲冲地在“马萨诸塞楼”的四层找到我的房号，三位漂亮的室友正等着我来抓阄分房呢。哈佛规定，在合理的时间内，同一套房里的学生必须到齐了才可以分房间，不兴先来的先占领好地盘，以此体现公平原则（仔细想想，这倒是可以避免为了打提前量而争相浪费时间）。我手气不错，抓到了一个小单间。抓到过厅的室友也挺高兴，因为过厅最大。我急着去取我存放的行李，好把积攒了一周的汗泥换洗干净。名叫汉娜的室友自告奋勇陪我去取行李，并满头大汗地帮我把沉重的箱和包拖上了四楼，让我非常感动。 　　边走边聊的时候，我得知我的三位室友来自美国各地。汉娜是来自加州的犹太人，多萝西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黑人与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卡萝琳则是缅因州的白人。她们的父母或为名校教师，或为医生，或是关心社区教育的人士。她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来自所谓的“哈佛世家”。汉娜的妈妈是哈佛毕业生，卡萝琳的姐姐是哈佛毕业生。多萝西有两个哥哥是哈佛的，一个哥哥是斯坦福的，她妈妈是个并不富裕的单身母亲，却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了顶尖大学青睐的学生，真让人佩服！ 　　还有不少同学也是来自“哈佛世家”，他们都为家有“哈佛人”而自豪。我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特殊背景，全靠中国的父母、学校培养教育和我自身的努力，同样被哈 佛录取了，而且被选进了“马萨诸塞楼”——此楼虽古老，里面的生活设施却现代着呢。 　　但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以哈佛的声望和财力，她有足够的能力吸纳美国和全世界的优秀学生。比如说，我的楼下就住着来自波兰的世界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一次在学校餐厅吃饭，我左边坐着小提琴金奖的得主，右边坐着国家乒乓球代表队的成员……但我还没遇到过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就断言自己笃定会被哈佛接受的学生。相反，直到进了哈佛 ，很多新生见面时还在自我解嘲：“会不会是学校弄错了名字把我误收进来的？” 　　《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把这种情境形容为“在‘人精’们中间”。事实上，遍地“人 精”让很多新生都感到了压力。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一定的压力和动力几乎是同义语。越是有压力，我越要把目标定在最好，因为“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我相信，老祖宗的这句话在哪儿都错不了。 　　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也常会遇到一些各有其“酷”的人，在此仅举一例。 　　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一篇英文写作课的作文我准备以无家可归的人为题材。因为牵涉到美国社会问题，我预约了一次单独辅导。我遇上的辅导员，是大三的学姐莎拉，一位苗条的棕发美女。听了我的构思之后，莎拉说：“这个想法很好。”然后提了一些建议，大意是无家可归的人不光和经济与社会问题有关，还和种族与文化问题有关…… 　　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便问她：“我可不可以引用你的话？” 　　——哈佛的写作课教授反复强调，凡是引用别人的观点，必须说明这观点是谁的，出自哪里，不然就会被认为是剽窃，或某种程度的侵犯知识产权。丢脸不说，还要受罚：如果你是无意的，该课成绩会被扣分，如果校方认定你是故意违规的话，还会受到勒令休学一年的处分。 　　莎拉欣然应允，并回答了随之而来的“姓什么”的问题——此前我只记住了她的名字，没有留意她的姓。莎拉说，她姓戈尔。为了避免拼写错误，我又确认了一次：“是戈尔副总统那个‘戈尔’吗？”“是的，我是他女儿。”莎拉微笑着说。 　　如果不是为了维护她的知识产权，我还不知道得到了美国副总统女儿的帮助呢！ 　　点击中华网的这个网页，可以看到莎拉在戈尔竞选总统期间陪父母去教堂祈祷的照片： http://news.china.com/zh_cn/focus/usapresident/1192/20001204/45397.html 　　顺便说说，这次选举是我在大二上学期印象较深的事情之一。读者也许还记得那次竞选极为戏剧性的一幕：在宣布小布什当选总统之后，又宣布还不能算数，需要重新计算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尽管有如此罕见的机会；尽管戈尔得到了全美更多选民的支持——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遇到代表个人的“选民票”与代表各州的“选举人票”结果相反，但是，由于“选举人票数多者当选”的竞选规则，“总统”一职仍然与莎拉的爸爸擦肩而过。 　　这次竞选活生生地演绎了什么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中国成语让我联想起一句相应的西方谚语：“做你该做的，把其他的交给上帝。”我父母也爱说一句意思相仿的话：“只要尽力而为了，就可问心无愧。”这些说法都在提醒追求理想的人们：要积极而豁达地看待奋斗过程与结果。可见，东西方的生存智慧也是相通的。

（刘亦婷）  野营训练，是哈佛在正式开学前送给我的“见面礼”。当我在赛尔楼“和组织接上了头 ”之后，我的哈佛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和其他的美国大学一样，哈佛没有固定的班级和统一的课程表，没法像中国学校那样自然形成同班同学式的人际关系。如何让学生在哈佛结识朋友，找到归属感呢？校方可花了不少心思。 　　为了让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新生互相认识，每年秋天哈佛都要在开学前一周举办各种新生活动，如社区服务、科学实验、野外求生等等。有些活动需要交钱，如野外求生训练，如果我不是全奖的话，参加野营训练要交400多美元。还有些活动可以领工资，比如清扫学生宿舍。报名太晚的新生往往会选择清扫宿舍，因为这项活动不限名额。据有此经历的学姐说，一天8小时拖地板或擦马桶虽然辛苦，但新生“清洁工”们制造了很多趣事，也结下了友谊。当然哦，最受欢迎的新生活动，还是野外求生露营训练。 　　我所属的2003届共有1650名新生，野营训练却只有400多个名额，想参加的人要早早申报，好让组织者提前挑选。在成都收到野营训练的表格时，我是这样填写申报理由的：“我自信可以为团队做贡献。虽然自己没有运动员的体魄，也没有野外生存的经验，但我能够积 极乐观地对待困难，我以克服困难为乐，并自信能用自己乐观向上的态度感染同伴。”不久，我就收到了免费参加野营训练的通知。 　　随着通知寄来的是一份长长的野营用品清单。清单上规定必带的衣物，足以应付0—35 ℃的温差，仔细到手套和袜子的不同厚薄、什么材质、各要几双……我和妈妈在准备行囊的时候，就领教了一次美国式的认真。尽管如此，报到验收的时候，还是有好几样东西过不了关。我在成都跑了好几家体育用品商店才买到的登山雨衣，因为长度和防水性能不够未能通过检查，只好借了一件。还有睡袋之类早就注明可以借的东西，和我们在家里怎么也猜不明白的东西（一个专用名词，指一种可以调整长度又能固定得很结实的背包带）也是借的。据我所见，别的新生遭遇也差不多。收拾停当后，每个人的背包都足有50多斤重。往后的7天里，每天都要背着沉重的大包走20公里山路——这种强度的体力消耗，我还没经历过呢！ 　　因为学生宿舍要在9月13号正式开学前才开放，我的行李暂时存放在拉瑞的朋友那里， 他是位正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进修的中国同胞。当天晚上，参加野营训练的学生都在红色的赛尔楼里打地铺睡觉。大家被分成几十个小组，每组十来个人。 　　钻进借来的睡袋，和刚刚认识的男女同学混躺在古老的楼板上，感觉像是在做梦。还有做梦也没想到的——这次野营的路线是穿越新英格兰地区的深山老林，没有老师，只有两个受过专门训练的高年级同学担任领队，原则上无支援，危险时或掉队时可以请求救援。这种安排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我心里没底，但既来之，则安之，我还是恬然入梦，一觉睡到了队长叫起床。 　　出发之前，队长讲了很多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和环保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制定协作措施，力争不让一个人掉队，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得不请求救援，就意味着整个团队失败了；行进的时候要绕过挡路的小树苗，还要专门用一天时间维修山路，并移栽挡路的小树苗；生活垃圾必须随身背着走，带不走的垃圾如大便，各人方便前必须先挖坑，后掩埋，深度要达到野兽刨不开，而且必须用树叶代替手纸，以免破坏环境；洗手只能用环保型的洗手液；放过消毒剂的山泉必须喝完，不许倒掉……总之，要尽量做到不留人的痕迹。比较刺激的一条是，睡觉之前，必须把携带的食物吊到远离帐篷的大树上，以免食物的香味把熊引进帐篷。 　　不过，我们在山林里并没有遇到熊，倒是遇上了不少麻烦。出发第一天，就被老天爷故意捉弄了一番。 　　那天，我们最后一段路程是大约6公里长的陡坡。这里人迹罕至，根本没有路，大家手脚并用、你拉我推地爬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到达山顶。气还没喘匀呢，突然间雷雨大作。为了避免被雷击的危险，在山顶树林里安营扎寨的计划不得不立即取消。等我们费尽力气连滚带爬地回到山底时，大雨突然又停了！大家又累又气，沮丧到了极点。 　　沉默了一会儿，队长疲惫地招呼着：“说吧，大家说点什么吧。”可谁也不想说话。事情是明摆着的，这段山路算白走了，而且还走了两遍！更烦人的是，今天欠下的账，明天还得补回来，否则就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返回。由于食物是严格按照天数携带的，如果耽误了行程，就得为断粮而求救——那我们就输了。 　　面对挫折垂头丧气可不是我的习惯，因为沮丧只能使事情更糟糕。我的习惯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凡事都从多个角度去看，始终向好的方向努力。“好吧，我先说。”我振作起精神，首先打破了沉默，“虽然今天无功而返，但不一定是坏事，与其在山顶冒被雷击的 危险，不如选择百分之百的安全。换个角度看，这次挫折还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呢。如果我们战胜了今天的挫折，也有助于我们克服更大更多的困难呀！” 　　在我的乐观主义的感染下，同学们渐渐活跃了起来——反正都这样了，不如齐心合力想办法。大家越谈越来劲，高高兴兴地搭起了帐篷，把初战失利的沮丧抛在了脑后。 　　这次经历给我们小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调，也给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头给大家鼓劲打气。后来我们又遇到了各种难题（这年秋天气候反常，暴雨连连），但都士气高昂，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训练结束的时候，我们个个都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这个地区惟一没被恶劣天气击败、没有请求支援的野营小组。 　　在国内，与此类似的经历是我高一暑假的30天军训。我觉得，军训主要是磨炼人的意志力和强化纪律性，通过坚忍和服从等自我约束的方式，来达到训练目的。野营训练则可在磨炼个人意志的同时，培养大家积极合作的团队精神，并通过积极进取的方式来实现目标。野营训练也包含了培养自我约束能力，因为有硬性的计划需要完成。但野营训练培养的东西更多，除了培养意志力和纪律性，还能培养多方面的能力，如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紧急应变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尤其是在又苦又累又饿又烦的时候；还有亲近自然和保护环境……嗯，野营训练真让我获益匪浅！

（刘亦婷） 吉普车轻快地在公路上行驶，浓密的绿荫中建筑物渐渐多了起来。“这是哈佛所在的剑桥城，马上就要进入校园了。”拉瑞兴奋地说。 　　我好奇地打量着车窗外的各种建筑，希望早一点看见哈佛的大门，好停下车来留个影。临行前到湖北和姥姥他们告别的时候，几个舅妈特别嘱咐过：“别忘了在哈佛大学门口好好照张相寄回来。”可是直到拉瑞把车子停在了校园里面的“赛尔楼”跟前——这是我今天报到的地方，我也没看见可以称之为“哈佛大学校门”的东西。 　　拉瑞说：“是的，哈佛没有一个正式的校门。不过你可以在哈佛铜像跟前拍照留影。” 后来，我的亲戚和老师们都得到了这张我在哈佛铜像下微笑的照片（《哈佛女孩刘亦婷》里 用的也是这张照片）。拿来送人的照片都是原照翻拍的，因为拉瑞给我家寄出照片没多久，就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请他为我找底片。可能是铜像太高焦距不好对，我的脸拍得不够清晰，翻拍之后几乎认不出是谁了，我只好请爸爸在每张照片下打上一行字：敬爱的某某留念——刘亦婷在哈佛。 　　哈佛铜像在美国非常有名，据说是美国摄影留念最多的四大名雕像之一（另外三尊是自由女神像、林肯总统雕像和富兰克林总统雕像）。哈佛铜像纪念的是哈佛大学的第一位捐赠人约翰·哈佛。这位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1637年移居北美，1638年便不幸死于肺结核，年仅31岁。临终前，他把260册图书和一半家产（700多英镑，几乎是官方建校拨款的两倍）捐赠 给刚创立两年的当地学院（哈佛大学那会儿还没有校名，仅有1名教师9名学生）。为了感谢和纪念约翰?哈佛，当时的殖民地议会决定用“哈佛”为学院命名。为了永远纪念他，校方请来林肯总统雕像的作者，在灰色的“大学楼”前为约翰?哈佛铸造了这尊铜坐像。 　　哈佛铜像完成于1884年。不知从何时开始，哈佛铜像有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摸一摸铜像左脚尖能给人带来好运。”这个说法不禁让我想起了成都人在青羊宫摸青铜羊和在宝光寺摸“福”字的热闹情景。和青羊宫的青铜羊一样，哈佛铜像的左脚尖早已被历代游客摸得油光锃亮了。看来，“祈福＋好玩”的模式古今中外都深得人心啊。 　　哈佛铜像还有一个幽默的绰号：“三个谎言铜像”。第一个谎言是铜像的外形名不副实 。因为约翰·哈佛没留下任何图像资料，雕像作者只好请一个学生做模特来代替他。第二个谎言是捐赠人约翰·哈佛被错刻成了“创办人”。第三个谎言是哈佛的建校时间被错刻成了1638年，比实际晚了两年。 　　初次仰望哈佛铜像，“三个谎言”的典故一笑而过，挥之不去的感受却是：肉体的速朽与精神的永恒！约翰·哈佛只活了短短的31年，后人连他长什么样也无从想象，但他的灵魂却因一个高尚的选择而获得了永生。约翰·哈佛的故事当时就感动了很多新移民慷慨解囊， 数百年来，一直激励着历届校友积极捐资兴办教育。校方用校友捐款设立的“哈佛基金”在理财专家的运作下逐年增值，迄今价值已超过190亿美元。 　　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哈佛既可以聘请最好的教授，也可以招收最好的学生。事实上，哈佛在招收学生的时候，只看你有多优秀，不看是否交得起学费生活费，只要愿意录取你 ，缺多少钱就提供多少奖学金（用“免交费用＋校内打工＋提供助学贷款”的组合方式）。 哈佛给中国大陆本科留学生的奖学金，也是来自校友的慷慨捐赠。我读大三的时候，一位华裔校友兼捐资人还到哈佛来看望过我们。据说美国名校的奖学金大都来自校友们的捐款。很多哈佛学子追求财富的动机之一，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加入慈善家的行列，用自己创造的财 富回报社会，也回赠母校。无庸讳言，哈佛对捐款无私而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也是校友们踊跃捐赠的重要原因。 　　哈佛铜像底座的左侧，刻着哈佛大学的校徽：一个盾牌图章的中心，用倒三角形排列着三本打开的书，书上刻着7个拉丁字母“VERITAS”，意为“真理”。这是简化了的哈佛校训和座右铭。校训的全文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上上个世纪的哈佛校长昆西对此做出了更明确的解释：“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真理本身，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这种追求真理的执著和勇气，不知俘获过多少游客和年轻学子的心！ 　　和哈佛铜像一样，哈佛校徽也有一些意味深长的典故。据哈佛网站的“校园历史”介绍 ，这个校徽设计于1644年，但那张设计草图一直被遗忘在当年的会议记录里，近两百年都无人想起。直到1836年，筹备建校200周年校庆活动的昆西校长偶然翻看了那份老文档，哈佛校徽才得见天日。这个昭示真理并奇迹般“复活”的校徽，被用来开发了很多可爱的纪念品，总有一种能打开学生或游客的钱包。不少学生选择印着校徽和英文“爸爸”或“妈妈”字样的白瓷杯给父母做礼物，我也是。 　　有趣的是，校徽草图和哈佛铜像底座上刻着的校徽，是两本书朝上翻开，一本书朝下扣着，可这个校徽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那本朝下扣着的书也朝上翻开了！这个微妙的变化，也流传着两种有趣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扣着的那本书是1644年的设计者向上帝表达敬畏之心，它象征着人类对上帝创造的知识不可能全部掌握。当校徽在1836年“复活”之时，哈佛早期的宗教色彩已经完全消失（1708年哈佛校长便不再由牧师担任了），把那本象征敬畏上帝的书朝上翻开，意味着教育和宗教应该各司其职，不应搅在一起。 　　另一种说法是：翻开的书象征着知识可以从书本上获得，扣着的书象征着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从书中获得。这一种说法和我们家的观念倒是挺吻合的，从小学到中学，爸爸妈妈经常提醒我“实践出真知”，我早就习惯于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观察与思考”。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它预示着，我可能不难适应哈佛重视实证和实践的校园文化生活。 　　不过，后一种说法无法解释那本扣着的书为什么会变成朝上翻开？是哈佛改变了重视实证研究和实践经验的传统了吗？我的体会并非如此，最直接的证明是，哈佛非常支持学生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另外，在报考研究生院的时候，有工作经验的申请者也远比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受欢迎。想到每门课都要看那么多的参考书，我情愿把“三本书全翻开”理解为： 实践很重要，但该读的书也要全部读完…… 　　历史传说就是这样，它很难核实，却能增加旅游景点（如哈佛园）的迷人魅力。

（刘亦婷） 1999年9月4号，在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海滨城市波士顿，天空和我刚来时一样蓝得诱人。拉瑞夫妇开着他们心爱的越野吉普车，把我和我的两箱＋两包行李送往哈佛。 当我在4份录取通知书中最终选择了哈佛之后，拉瑞建议我至少提前一个月飞到美国，以便进一步了解和适应美国生活，并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来美国后的前半个月，我住在华盛顿特区兰登中学的艾丽老师家，在她的指导下练习英语写作。然后，拉瑞夫妇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到波士顿海滨度假，他们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维佳来共度假期。孙维佳高我一届，她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比我早一年被拉瑞主持的WBSE（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项目）邀请访美。 　　孙维佳也是全奖本科生，哥伦比亚给她的是由华商Z.Y.Fu捐助的Fu奖学金。这是一种纯粹赠与性的奖学金，不含贷款和校内打工，还提供假期的生活费用，本科4年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任何学生得到它都会感到极其荣幸。哥伦比亚给我的也是Fu奖学金，放弃它的确令我惋惜，但想到学校会把这份厚礼转赠给得到“候补录取通知”的大陆学生，还是让人高兴。 孙维佳是哥伦比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听她介绍在美国名校就读的亲身体验，为我增添了不少信心。 　　那是一段极其轻松愉快的日子！ 　　——高中的求学计划已经完成，被哈佛录取的惊喜和随之而来的忙碌琐碎，早在出国前就变成了“过去时”； 　　——新的阶段性目标在情况不明的过渡期也难以具体化，但只要去哈佛报到时没人说“ 对不起，新生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 　　——到哈佛会不会学习跟不上呢？我也并不为此而担心。因为我的行为准则是“尽力而为，问心无愧”，我自信不会为分数高低而精神崩溃。何况我总是能够迅速适应升级调档的学习，出国前我自学美国高中化学教材的愉快感觉，也使我对哈佛的学习生涯只有憧憬没有畏惧。 　　在到处参观游玩的那两个星期，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和体验。感受最强的，是拉瑞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态度。他们都敬业、守法，积极进取并富有爱心。当然，他们也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不过，这一点对我的心理冲击并不大。我从小就没有和别人攀比的习惯，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所以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发达，自尊心也很难被虚荣心所伤。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 　　说到这儿，我很感激父母对我的悉心教育。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使我能做到“不论对方比你强还是比你弱，都要既平等待人，也平等待己”。 　　拉瑞夫妇和他们的同龄朋友们虽然都已年过半百，但童心还特别重，竟会在草坪上尽情地玩类似中国儿童玩的集体游戏“过城门”。这些忙人习惯于自我调节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所以非常重视享受周末和假期。我发现他们身心放松和绷紧的切换速度很快，几乎没有所谓的“收心”过程。我意识到，这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一部分。 　　这个发现对我在哈佛的留学生活很重要。当我也进入了越来越忙似乎永远也忙不完的运行轨道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在劳逸之间快速切换的重要性。如果你切换的速度不够快，或者切换的频率不合理，就可能运转失灵，不是健康的弦被绷断，就是各种事务积重难返。正因为如此，我申请过的美国大学在挑选新生的时候，都很重视学生的自律能力。